綠島旅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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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徐松　　我組織了一次臺灣三人游。　　這次旅行包含了多重意義：避開春節的一次乏味的團聚；成年后展示自身能力的一次“閱兵”，企圖更新上一輩旅行觀念的一次“示威”。　　把目的地選在臺灣，除了語言毫無障礙可以讓爸媽更自在，還很想看看他們眼里的臺灣和那個《新聞聯播》里的臺灣，到底會碰撞出什麼火花。人們常說去海外是“求異”，去臺灣是“求同”，但這一路上，爸媽還是發現了太多“不同”。　　在同與不同之間，我發覺他們在旅途中不斷地向過去找共鳴，偶爾冒出“努力改變”的念頭和舉動。一趟時間不長的旅行，是弱化了矛盾還是令矛盾激烈碰撞，我說不好，但還是很感謝自己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它。　　背一瓶辣椒上路　　口味頑固的湖南人，早做好了準備，為保證每一頓都能吃到辣，我媽發明了一道菜——熏好的鴨肉和牛肉放剁椒一起炒，裝到一個大瓶子里天天背著。我爸一直以擁有國際化口味自居，嘲諷這是不敢嘗試新事物的做法，但整個行程里，他沒少吃這道菜。　　臺灣食物一定會給他們驚喜，這是意料之中的，味道是一方面，價格加分更多。在任何景區隨便進一家餐廳的味道都不錯，想到國內景區貴又難吃，這兒的價格讓他倆直呼不可能。他們對臺灣的認可通過食物慢慢建立起來——在臺北鼎泰豐，服務員掌握數國語言，香芋小包子則讓爸媽想起了小時候吃過的糖包：“踏實，沒有加七七八八的東西。”　　吃高興了，就聊起以前跟食物有關的事兒，我媽說我從小就喜歡裝腔作勢，下館子選餐廳，我都會選鋪著好看桌布、擺放刀叉的西餐廳；我爸則提起以前從北京給我帶當時長沙還沒有的洋快餐，等飛到我手里時，薯條都又硬又冷，但我還是一根一根珍惜著吃光了……這樣的對話很少發生在長沙的父母家，我們通常圍在一起看完春節晚會就各自散去，聊天因為要避開單身大齡青年最忌諱的話題而顯得言不由衷，旅行可能提供了若干個這樣的縫隙，讓近處的生活向后退，屬于我們一家三口的回憶就自然地爬上來了。　　在日月潭一家水果攤，我們嘗到了一種腌漬的橄欖。一入口，爸媽就說這是他們小時候最高級的零食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他們盡可能的去收集家里的廢品，賣了錢就是為了吃上這酸酸甜甜的一口。從日月潭到阿里山的路上，我爸一直遺憾沒多買上幾袋；下山時，我媽挨個兒搜羅小店，終于買足了夠回家吃一陣子的量。這些橄欖最終沒被順利帶回家，而是讓她在過關時有了關于動植物檢疫的不良記錄，按我媽的話來說“也是一個特別的經歷”。　　求同存異吧　　他們其實很愛觀察。一下飛機就開始了，同樣的中文差別卻存在：航站樓是航廈，地鐵是捷運，東西好吃是“不錯吃”。酒店前臺小姐用扁平綿軟的腔調接待我們時，父親壓低聲音用湖南話說：“你們聽聽，這兒的人說話就是格外一根筋。”　　但我不太擔心他們對臺灣的印象，本著“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”的心情，爸媽是很高興的。　　他們出門前一個月就提醒我一定要重點安排日月潭、阿里山，本以為行程的高潮是爸媽應景高歌“高山青，澗水藍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”，但真到了那兒，我爸唱的卻是“我站在海岸上，把祖國的臺灣省遙望，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蕩漾，阿里山林濤，早在耳邊震響，臺灣同胞，我骨肉兄弟，我們日日夜夜把你們掛在心上。”　　本地司機與我同年，我們都沒聽過。這首歌創作于1972年，是電影《藍天防線》中的插曲，我爸沒有唱出來歌詞是：“臺灣同胞必將和我們歡聚一堂，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……”　　阿里山還沒逛完，他們臨時改變行程要去臺南看看。臺南處處是綠色的競選廣告牌，口號都直指馬英九。我爸恨鐵不成鋼地說：“小馬太不爭氣了。我們家這不給臺灣旅游業做貢獻來了嘛，到底還是來晚了。”　　我們仨的碰撞　　出發前我工作非常忙，還要時刻盯著軟件上實時彈送的酒店信息：在春節旺季搶下空房，在舒適度、價格、地理位置上做權衡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爸媽能多體驗臺灣的民宿文化，明白出來玩住在哪兒很重要。我媽一直灌輸她的觀點——怎么便宜怎么來吧。但好歹這次是我請客，我做主。　　事實證明，他們不是不接受改變的，而是沒有人去走這第一步。第一天入住臺北的那家門臉不起眼的四星酒店，給父母留下“小而美”的臺灣第一印象；日月潭不如他們想象中的那樣驚艷，但推開民宿散發柚木香的房門，站在陽臺眺望時，一家人旅途的困倦都被湖風吹散了。　　出行前，我不止一次跟爸媽打預防針，讓他們不要按照大陸風景、城市標準去衡量臺灣，多注意社會人情。因為不想被他們揶揄“文明得太過做作”，我沒有明著說的是——還要多注意遵守交通規則，尊重當地的風俗文化。　　一晚，我們在酒店看電視，播出了一條新聞：泰國寺廟因游客不文明如廁行為拒絕中國人。我爸無奈感慨，怪不得中國大陸游客不受歡迎。　　其實我不提醒，他們自然能感受到。第一天，被提醒不要在捷運車廂里吃東西、上電梯要靠右等等，又見到市民們下車時都會跟司機說謝謝。此后的許多天行動時，爸媽兩人互相提醒，努力做到綠燈亮了才能過馬路、上扶梯一定站右邊，好像要迅速和“不文明的大陸人”劃清界限，又好像努力不給大陸人丟臉。　　為了安全和方便，我牢牢將指揮權握在自己手里——所有人的通行證和入臺證都放在我腰包里，過關時才發放；臺幣也都由我兌換，統一花費和購買；行動也盡量統一。結果，他們倆步調居然很難統一，我爸對著臺北故宮的書畫研究半天，我媽的逛景點流程就是拍照發朋友圈，我夾在他們中間，顧得了這個顧不了那個。　　一天黃昏，我和媽媽在國父紀念館外的臺階上等待還在里頭流連忘返的爸爸，她目視遠方的城市燈火：“我這個人也沒什麼大夢想，只要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就可以了，不喜歡人管。我小時候生日，你外公說要給我做幾個雞蛋，我說不要，給我一毛錢我自己去街頭吃碗面去就行。”在我印象中，我媽的話題總是離不開股票、麻將和下廚房三條，很難得說一段關乎人生、不那么實際的話。　　她說完這段無心的話，我卻開始反省自己的掌控權。那天起我就分發零用錢，隨便他們去哪里了。我爸和時髦的文藝青年一樣，奔赴他念叨了半天的24時營業的誠品書店，我媽則去了忠孝東路血拼，我去師大夜市的攤子上吃大碗紅豆沙冰，邊吃邊回想他們從我手里領錢的那一刻，像是一個輪回，少年的我，老年的他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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